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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操作权限配置，不是技术分权或者分工，而应契合职权法定、权责一致。

在这个时刻，人民做出了最后的决断。名之曰经，用意在于必得信之，从之。

常规什么？后法废前法。来源：《清华法学》2016年第3期。两个方向相互对立，有时又相互补充。诸如宣战、媾和、司法、任官以及主权者做出他认为对公共福利有必要的一切事情的权力等属于这一类。宗教规范体系的基础规范是一个人应该象上帝或由上帝设立的权威者所命令的那样行为，同样一个法律秩序的基础规范则规定一个人象宪法的缔造者和由宪法——直接地或间接地——授权（委托）的那些人所命令的那样来行为。

美国开国元勋詹姆斯·威尔逊对美国成文宪法的建构潜能的阐释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强调其成文形式的意义。异常方式是相对于常规方式而言的。例如，万人犯罪率是研判当地刑事案件犯罪情况的重要测度标准，也是各地维护治安状况和法治秩序的重要参考依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以法治政府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为推进方向进行了重点部署。首先，根据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目标设计地方立法体系指标。因此，法治若要成为一项具有充分反思向度的理性事业，必须设置一个评估体系，这是所有国家的法治体系建设的自我监控和自我设限。坚持人民的主体性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和使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最好的例证，这一制度充分保障了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是监督国家公权力运行的重要利器。

（二）法治状态的普遍性现代法治依托先进的理念、技术和方法，为破解各国乃至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了总体方案，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治理模式的普遍选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通过完善党对法治的领导、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等举措推进法治保障体系建设。

因此，法治评估的设计应当平衡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的比重，既不能过于追求客观指标，也不能片面依赖主观指标。法治状态的可获取性解决了法治评估的可能性问题，而对法治状态的获取能力是法治评估必须具备的基础性主观条件。因而其法治评估模式即便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中西方价值立场的差异亦是不容忽视的。地方法治指数评估的核心要义便是对这种社会状态作出准确的描述性判断。

从我国法治评估实践来看，兼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法治评估模式，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民主制度模式都是巩固民主政治成果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法治思想源于实践，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党的十九大开始把立法的重心转移到立法质量方面，提出坚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基本方针，促成良法的制定和颁布。

在组织架构上，建立健全党领导法治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四级委员会全面设立，实现集中领导、高效决策、统一部署、统筹推进。从法律形态来看，世界上的法律主要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一）以法治体系五大要素建设情况为指标设计内容的基本来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依法治国总目标。地方层面的评估多由各地政府主导，例如，山东、北京、江苏、浙江等都建构起了法治指数评估模型。

不同于西方形式化的代议制民主，我国的民主更加重视实体和程序相结合、普遍正义和一般正义相融通，重视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过程高质量推进人民民主进程。目前法治指数评估领域中普遍存在评估指标贪多求全、缺乏可操作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很明显，法学无法将科学性与主观思维和价值倾向完全割裂，客观性也可以是社会主体主观共识意义上的认知一致性。不唯中国，法治作为规则治理的事业，既为所有国家的内部治理与国际治理提供了可接受的普遍范式，又因这种治理范式的进化论特质，为人类社会规则治理事业的不断进步预置了成长性基因。两者都是法治客观状况的反映，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相互检验，只不过表现方式和表达渠道有所差异。基于此，科学合理的地方法治指数评估不仅应当关注法治建设做了什么怎么做，更要关注做得怎么样，重点评估法治建设的实效和结果，最大程度提高评估结果的全面性、真实性。

尽管两大法系在具体形态和思维方法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蕴含的法治价值和理念是共通的。（三）以当下和未来法治发展为整体视野对法治建设实践作出科学评价的同时，聚焦法治发展的未来筹划是法治评估的应有视野。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发展中国家，受政府委托或代表政府进行法治评估的学术机构或社会组织得出的评估结论，对于一个地方的法治发展的影响经常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另一方面，法治评估深嵌法治建设进程，不断被法治建设实践塑造和修正。

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法治评估模式不符合我国国情，不能直接运用于我国的法治评估实践。魏治勋，法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是指畅通法治运行和实施的各项机制和各个环节，保证法律有效和公正实施。如果包含着主观因素，那么就是非科学评估，最起码有损科学评估，所以，评估要去除主观因素。概言之，法治指数评估必须保持高度的人民性，评估的覆盖面和过程都要反映全体人民的法治需求和法治感受。三、地方法治指数评估的内容指标设计法治评估是一项精细化考评活动，不论在基本理念还是在具体内容设计上，均应当保持高度的精确性和科学性。

（一）法治状态的客观性法治是一种理念性存在，现实社会的法治举措是人类构造的法治理念的对象化存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法治的内在价值并不取决于实施法治所需要的道德基础或者规范性关系，也不取决于其与某种道德价值存在的必然关联，而是在于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有效的指引，从而保障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可预期性。

必须指出，科学性和客观性本身都是难以确定的专业概念，出于评估便利的考虑，部分人士简单地认为科学性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客观性，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量化指标才是最可靠的。违法必究涉及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后果，可以测度地方法治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从评估的角度来看，任何政策的设计目标与最终结果必然存在差异，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画等号。在顶层设计上，通过制定一规划两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系统谋划、整体部署。

可操作性指所有指标均可获取、可量化。党十八大以后，新十六字方针因应了法治建设的新情况、新变化：科学立法聚焦于地方立法的质量方面的要求，追求立法的精准化和良善性。例如，由世界正义工程（WJP）发布的世界法治指数，尽管专门设置了基本权利、开放政府等一级指标，体现了对民众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但缺陷较为明显，出现的问题在于采用有限的‘普通人口抽查及个别‘样本选定的考核方式， 忽视了对地域和人口的普遍调查和全面测评，不足以反映一国法治的整体状况，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东西部差异较大的国家。因而，在开展法治评估活动时要兼顾主观性评价和客观性评价，不能过分地追求评估方式的单一化。

通过此类重要的法治客观性指标，可以真切、准确地反映出某些地方的真实治理水平和秩序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可以借助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逐步推动省、市、县等各级地方资源有效整合，推动法治政府的信息化建设。二、地方法治指数评估的基本原则法治指数评估应当具备高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当然，这种发展要求会受到法治实践事实上的修正。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不可捉摸，虽然在特定疑难案件和复杂案件中法官时常面临对规范前提和法律价值的解释和权衡问题，但在绝大多数普通案件中法律的规范、指引、教育、预测功能是确定的，这为法律和法治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提供了实践基础。